2015年6月29日夜。

在开县人民医院肿瘤科31号病床上，瘦得皮包骨头的我，以极其微弱的气息和常人三倍的频率急促而虚弱地喘息着。静静地等候着“主”的接纳。

早在几天前，女儿就给我请来了基督教信徒为我祷告，并引导我加入其中。女儿安慰我说：“我知道你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这对改善你急躁的情绪，促进你健康的恢复肯定是大有好处的。”其实我知道还有一层意思女儿不便说出：在我西去的时刻减少内心的恐惧。

我立刻想到不知是马克思还是哪位伟人说的一句话：宗教是人类灵魂的鸦片。而此时我正好需要这种鸦片。

女儿是我唯一的孩子，算得上是天下最懂事的孝女。从去年七月我确诊为舌根癌以来，她从成都到开县就一直守护着我。自己所有的家务和年仅四岁正调皮的儿子全交给理解并支持她的丈夫和热心的公婆。近段时间更是不分昼夜地守候在我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她的良苦用心我何尝不能理解。

与女儿一起守护在病床左边的是我的妻子。昨天，我用虚弱无力的手给她写道：“感谢你辛辛苦苦服侍了我一年。”妻子强颜笑道：“这是应该的嘛。”我接着写出刻意留在后面的话：“可惜我再也不能回报你了。”此语一出如同戳破了窗户纸，妻子那强装的笑容终于按捺不住，强忍的悲痛顿时像水库开闸般“呜呜”地痛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那样绝望。多日来的担心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四十年的同甘共苦眼看就要阴阳两隔，怎能不让她悲痛欲绝呢？最后地祈求般地说了句“你快点好起来嘛……”

我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难舍地抚摸着。我微笑着平静地看着她，示意她不要太过悲伤。我仔细地扶摸并端祥着她，这是一个多好的女人：漂亮、善良且非常持家。我能娶她本是三生有幸，可惜我并没有好好珍惜，经常和她争吵、赌气……

前天晚上大哥带领一家人从万州赶来看我。之前妻子就告诫我不要激动。我想这有什么可激动的呢？可是当我一看到大哥时，嘴巴顿时一瘪一瘪地象小孩似无声地痛哭起来。毕竟血浓于水，这可是生死之别啊！想到小时家境困难，我总是受大哥的庇护时，怎能不让我难分难舍呢？

自生病以来最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曲协的朋友们和我们那几分几合的乐队。共同的爱好给我们晚年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和珍贵的友谊。这期间，我最爱听到的就是张公为我带来的此类消息。诸如某日在哪里排练啊，某日又在哪里联欢呀……令我羡慕不已，好生向往。但随着死神的逼近，这些羡慕和向往都渐渐模糊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主啊，我需要你的救助……”而此情此景，还有谁能救我呢？

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是6月12日因胃不化食消瘦厉害而来就诊的。病情极其简单，并无疑难杂症。虽说是癌症放疗后遗症，但癌细胞此前已被他们多次检查证明控制得很好，与此毫无关系。在从第一天起就天天输着全能营养液且并未发现其它致命病因的情况下，居然在短短的十多天里，让我迅速灯干油尽，走向死亡！但随着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我的这种不解和气愤不平也只好无奈地放弃，唯有努力归信耶酥，让自己安详而去。反正早迟都有这一天。

至于后事，自我生病以来特别是近段时间，我早已和妻子、女儿交代清楚。大意是：我本是人群中的沧海一粟，世上不因我而多，也不因我而少，走就静静地走。不要做那些既劳神自己又打扰别人的任何仪式。骨灰就洒在汉丰湖，每年清明或月半就在湖边烧点纸，既简单、安全又方便。伟大的国家主席和周总理都把骨灰撒向山河。我们小百姓又有何不可？这既不劳神费力，又不与农民争地，可谓利国、利民便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此时的我已是了无牵挂。静静地苟延残喘着盼望“主”的到来。想象着“主”领我进入天堂的情形……

不知什么时候，妻子从外面进来，在我耳边轻轻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送你到重症观察室去，据说那里条件好，不知你同意不？”一旁的妹夫也极力解释条件确实不错。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本能地点了点头。

临走，我示意写字。每当关键时刻总出现在身边的小华兄弟立即为我端着写字板，我几乎用尽最后的力气颤抖地写了扭扭曲曲四个字：“此劫难逃”。

随着移动床的辗转起降，我很快送到了重症科。在眩目的灯光下，一个在电视里看到的场面立刻展现眼前——

一群医务人员早已等候在门前，他们象战士上火线一样飞速将我推到预设的床位。然后七手八脚、紧张有序地在我身上“立体作业”起来。

我被第一时间套上呼吸机。为我调试机器的是之前来肿瘤科为埋深静脉的青年医生。他边调试边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把呼吸尽量放松，呼吸机可以随时接受并帮助你的呼吸频率。”果然，我立刻感到呼吸平和起来。我还试着尽量放慢速度，因为我知道这对扩张我的肺有好处。

与此同时，我胸部贴上各种各样的观测线。膊上套上血压带。各种吊瓶开始为我输液，有走深静脉的，还有埋留植针的，甚至还有肌肉注射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营养、消炎和增强免疫的药物，都是我所急需的。

还有人在为我抽血。除了抽静脉血外，还有抽动脉血的，手指血的。

没过多久，就听一位护士讲：“爷爷，我开始为你输血了，记住你是O型血哟。”看到殷红的血浆缓缓流入我这骷髅般的躯壳，我顿时有一种甘露润心，枯木逢春的感觉。

当天下午亲友们来看我，都惊奇地发现：“啊！气色好多了，跟昨天判若两人。”“你看，他写字也有力了！”我给他们写的是：“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治疗室，我有了新的希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那个给我调试呼吸机并指挥全场的人每天一大早就来看我，查看观察记录并问我感觉怎样，还向值班护士作一些相关指示。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叫梁华兵，是这里的科室主任。于04年毕业于川北医学院临床专业。后又在院领导的培养下，多次去各大医院学习深造。自从 08年组建重症科以来，他就一直在此负责。深厚的业务功底和超强的组织能力以及豁达开朗的性格，使他把这个团队带领得既严谨又活跃。他英俊潇洒却又毫无架子，护士们既可以叫他主任也可以直呼其名。他每天有空就在病房转，看到哪里有事就立刻前去搭手，哪个病人想吸痰他就亲自去吸痰。有几次我歉意地给他写道：“这不是你做的事，你是管大事的人。”他回答说：“大事小事都要管。”每当新病号入场，他都要亲自把关，直到病情稳定。以后也要天天前去问候，了解情况。

后来在和梁主任的摆谈中他才告诉我：要不是他来做深静脉手术偶然发现了我，我将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原来“主”派来救赎我的竟是此人。

我的主治医生叫张红，是个纯事业型的女医生。2014于重庆医科大学重症医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凭着多年的学习积累和良好的医德仁心使她为我倾注了不少的心血。从一开始到现在，她对我的病情随时观察入微，并有一整套兼顾现实和长远的方案。我理解大致有二：一是尽快恢复我的体能；二是用最好的抗生素为我感染得非常糟糕的右肺消炎。相比之下，前者较为容易，也是为后者打基础。而后者却很难，搞不好有成为永久性慢性肺炎的可能。每当我咳痰时，总要示意旁人让开，她却总要凑过来看，之后拿着痰纸仔细观察，并问一些相关的情况。至此我才知道，我的致命病因竟在于此！

一天晚上，我象平时一样在床上闭目养神。一个温柔的女声在我耳边问道：“感觉怎样？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睁眼一看，只见一位三十来岁，慈眉善目，有着女菩萨般面容的护士蹲在我的床边，双手扶着床沿，微笑着对我说：“我是这里的护士长，姓谭。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可以对我说。”我不禁为她下班之余还以如此谦恭的态度主动与我谈心所感动。便将护理方面的种种不满和盘托出。当她得知我得了尿道炎并日益加重时，当即对值班护士作了安排。而对于因人手不够服务不周的地方，一方面希望我谅解，同时表示加强对护士们的教育，努力把服务搞好。之后还对我作了一系列的心理输导。说愉悦的心情是康复的前提。

我大病在身，不便因小病而麻烦主治医生。护士长的关心，不但治好了我的小病，还从心理上治愈着我的大病。自此之后，她常常前来看我，并尽量把我合得来的护士分配到我身边，慢慢地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她也自然而然成了我和护士之间沟通的桥梁。

其实张医生同样也关心我的小病小灾，当她得知我在床上得了一种奇怪的皮疹时，为我找来药水，亲自为我洗脚，耐心地搓去死皮，再擦上药膏。并嘱咐我每天家属来时泡一次脚。当听说我眼中有异物卡着难受后，立即和眼科医生联系会诊。之后还常常问我这样好了没有，那样松了没有。

而真正与我接触最多的却是那些护士们。她们大多从各科室挑选来，也有从学校直接分配来的。相比于一般科室，可谓训练有素。这里的病人都是床上拉撒，有的拉稀一天好几次。她们常常要和人手不够的护工一起擦屎接尿，收拾床面，不怕脏不嫌臭。危重病人大多没有意识，对她们的辛苦往往并不领情，拒不配合，她们也从不生气。

我口不能言，写字她们很多都看不懂，尽管我努力写工整，仍然看不明白。使我们交流十分困难。我心想：“中国人居然不认识中国字，你们这文凭是怎么拿到手的哟？”因此常常向她们发脾气。但她们总是和气面对，或请来其他护士帮忙看，从不与我见气。后来我逐渐发现：大凡年长点的无论护士护工认我的字都容易；越是年轻的就越是看天书一样难。于是我恍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些年轻人都是看电脑字长大的，对我这并不规范的手写体不认识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时间一久，我们就互相理解和熟悉起来，甚至觉得她们个个都很可爱。因为毕竟是她们在不分昼夜地服侍着我，我应有感恩之心。

成天在床上反正没事，我索性给二十几个护士和部分医生及护工、清洁工共三十余人，每人编了一个绰号。比如长得漂亮爱美的取名国色天香和优雅女郎；奔走极快的叫神行太保；做事急跳的叫风火轮；性情温和的叫温柔媳妇和贤妻良母；而对那埋头做事，少言寡语的人，则称之为“花之隐逸者”的秋菊和“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一剪梅……等等等等。逗得大家都乐呵起来。

在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的身体迅速康复着，空虚的皮囊一天天充实，腊黄的肌肤焕发出生命的光泽。

一天早上，张医生来看到我的床前诱惑地问我：“睡这么久了，想不想坐起来呀？”我畏难地摆了摆手。她鼓励我说：“别怕，我们慢慢来试试。”接着叫两个护士左右扶着我慢慢地坐起来。久躺骤起甚觉头晕，我急忙紧闭双眼，张医生指挥她们扶起一截又停下，同时把病床后靠升起让我休息一会，之后再慢慢起来。靠在病床的高靠背上。

我慢慢睁开眼睛，啊！坐起来的感觉真好！虽然仍在病房，我的视野似乎开阔了许多许多！大有平地登高，陆地升空的感觉。

8月1日晚上6时许，我叫护士放下脚边的栏杆。然后先将双脚移出床外，再用手撑着一点点往外移。聪明的护士立即拿来一张棉垫铺在地上，扶着我慢慢下床。我尽量放缓进度以免把握不住平衡而跌倒。当我确认双脚有力站稳时，示意护士放手，自己掌着床头栏杆并将屁股离开床沿，独立地站了起来。我听说有个病人久躺之后不会走路，便试着原地走了几步。毕竟只躺了个多月，仍然行动自如！

初次下床，我不敢久站，急忙回到床上。但我毕竟站起来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它标志着我在漫长的康复路上即将结束卧床不起的痛苦生涯而进入新的历程。

我请护士立即给我女儿去电话，我要让为我操心劳神的亲人们尽快分享这一喜讯。此时此刻，在死神面前从未掉泪的我，不禁泪流满面。

这是喜极之泪，是劫后余生之泪！

恶梦醒来是早晨。我庆幸开县人民医院设置了这支形同特种部队的现代化科室，而给了我新的生命。虽然我康复之路还很漫长，气切也许终身难取而无法与同仁们齐凑管弦；但不久我回家之后就可在阳台上甚至去河边随意操弓揉弦。即使现在在病床上也可戴着耳机欣赏名曲。生命在，音乐在。“主”同在。

祝文先

                                 2015年8月26日